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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佰富彩2020-10-1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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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益诉讼筑牢网售处方药安全堤坝******

时本

　　远程诊疗、网上开方、送药上门……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网上药店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快速获取药物，然而由此带来的药品误用、滥用、过量服用事件也时有发生。药品安全非同儿戏，网上用药安全该如何保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督促整治网络平台药店违法销售处方药行政公益诉讼案，对保障用药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月9日《检察日报》)

　　“网上药店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轻轻松松能买到12周以上用量的处方药”“药师审核形同虚设”“处方上没有执业药师的签字”……这些网售处方药乱象存在已久。即使《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于去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网络售药迎来强监管时代，但是问题也并未因此而得到根治，一些网上药店仍然存在“走过场式开方”等现象。

　　网售处方药乱象治理与监督的主体缺失、监督的积极性有时不算太高有关。处方药网售越便捷，销售成本就越低，销量也越大，线上药店和线上医生获取的利益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处方药随意网售的口子就可能会越开越大。一些消费者只图省事，把药品当成普通电商产品，看不到药品误服和滥用的风险，甚至认为网售处方药不应该管得太严。正因如此，网售处方药的供需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他们都不愿意主动监督网售处方药乱象。

　　药监部门是网售处方药的法定监督主体，在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多网售处方药案件的查处，均是药监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假如极少数药监部门慢作为或者不作为，网售处方药也会潜滋暗长，用药安全也就面临危机。关键是，互联网具有跨区域等特点，一地失守又将影响全局，一旦网售处方药乱象的危害波及全网，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会成为受害者。

　　倘若监管部门履职好坏全凭自觉，网售处方药乱象就不容易得到遏制。履职情况需要得到监督，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检察机关发现网售处方药存在一些乱象后，可以通过向药监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药监部门认真履职。除此之外，检察机关还可作为整个消费群体的诉讼代理人，对于违法销售处方药的平台和个人展开诉讼。这类公益诉讼让维权和监督主体都更加明确，是治理网售处方药乱象不可多得的好方式，理应得到广泛推广。最高检推介这些典型案例，也是希望检察机关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网售处方药方便了民众求医问药，也使互联网医疗从此告别“有医无药”的困境。但与非处方药相比，处方药既有更强的治疗作用，也有更强的毒副作用。以前处方药在实体药店就存在随意销售等乱象，若想阻止这类乱象向线上蔓延，就得加大网售处方药乱象的治理力度，让包括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在内的监督手段更丰富、更管用，方能让民众安心享有处方药网售带来的巨大便捷与实惠。

中新社70年丨58年前，中新社专访了李四光……******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在八月中旬的一天，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房间里，从沉寂了几十年的新闻稿件里，我分明闻到了历史的味道。

　　那是一捆捆用牛皮纸、塑料绳打包好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牛皮纸上有毛笔或钢笔书写的“中国新闻，19XX年X月——X月”字样，它们刚被同事们从仓库里搬出来，解开绳子，从泛黄的书页中散溢出的陈年的味道，即使是戴着口罩也闻得到。

　　尘封的稿件

　　“是为了庆祝中新社成立70周年要整理资料吗？”我首先想到的答案被中新社香港分社技术部主任唐建生老师否定了。

　　他告诉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日前致函中新社总社称，《李四光年谱》中提到，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

　　但中国科协没有保存资料，希望中新社协助，而中新社总社现有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于是，寻找尘封58年新闻稿件的任务，落在了中新社香港分社身上。

　　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也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始建于1954年6月，后成立“《中国新闻》代销处”，出版发行港版的《中国新闻》，刊印中新社电讯通稿，代销中新社电讯通稿、图片、专稿。

　　在中新社香港分社供职38年的市场部副经理吴育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港人，1984年入职时在发行部，参与印刷、装订、发行工作，对《中国新闻》电讯稿刊的过往再熟悉不过，寻找专访李四光稿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由他担纲了。

▲唐建生(左)、吴育生(右)在成堆的稿刊中寻找58年前的稿件

　　但关于这篇稿件的信息是模糊而有限的，只知道年份，只知道关键词是“李四光”。好在《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封存时候标注有年份，吴育生老师找出1964年的所有稿刊，循目录和标题逐页寻找。

　　因为保存得当，即使时光久远，这些“故纸堆”没有遭受蠹虫的啃噬，没有遭受潮湿的侵蚀，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稿刊用纸薄如蝉翼也完整无缺，铅字排版的印刷也清晰如昨。

　　回溯历史

　　翻开一本本电讯稿刊，仿佛进入时空隧道，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新闻跃然纸上，令人感慨。

　　逐页翻至1964年9月16日时，目录中出现的标题《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让吴育生老师眼前一亮。这篇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

　　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仅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就比解放前增加一百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文中还提到，李四光说，旧中国给许多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人不出国留学，就不能成为像样的科学家。

　　当然，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消息的结尾写道：李四光最后说，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是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成就。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感到无限欣慰。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会更迅速的发展。

　　1500字的长消息，对于以“中新风格”享誉新闻界的中新社报道来说，实属罕见。后经上报总社并和中国科协确认，这条中新社消息就是《李四光年谱》中提到的文章。

　　稿件找到了，而我对于这些“故纸堆”的兴趣却更浓了，我开始从中寻觅、了解中新社的历史。

▲最早一期的《中国新闻》电讯稿刊发行于1954年2月13日。遗憾的是现存稿刊是在1954年2月14日发行的第二期。稿刊为竖排，标注着“中国新闻社编印”，登记证为：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登记证新字第十五号，定价每份人民币一千元(折合现行人民币一角)、港币两角。注册地址则有两处：广州市惠福西路毕公巷十二号，广州市邮箱三零七号；北京市王大人胡同六十七号，北京市邮箱五十四号。 ▲在收录着《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一文的1964年9月16日那期，是第3823期，稿刊信息唯一的变化在于定价，调整为每份人民币2角5分、港币6角。